正文 第183章：大学科研内卷的两大根子解析

(穿越小说 www.kk169.org)    接到学报社科版的邀请，让我参加这次高校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，我心里既荣幸，又有些忐忑。荣幸的是，作为一个在江城科技大学科技管理岗位上干了整整四十年的老炮，能有机会和各位同行、专家聊聊心里话，说说这些年在一线看到的、听到的、琢磨的那些事儿；忐忑的是，我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研究，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改革成果，只能凭着四十年的工龄、四十年的观察，说点大实话、心里话，可能不够“高大上”，但绝对真诚。

    我即将年满退休的岁数，从业四十年时间里，我见证了咱们这所211大学的起起落落，也陪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，走过了科研路上的酸甜苦辣。尤其是最近这十年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：搞科研的人，越来越累了；科研这条路，越来越卷了。

    这些年，借着参加各类科研工作会议、走访兄弟院校、和校内校外的同行聊天的机会，我问过不少人，不管是重点高校的教授，还是普通院校的年轻教师，不管是搞基础研究的，还是搞应用开发的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：现在搞科研，比以前难多了。以前，只要踏踏实实干，沉下心来做研究，总能出点成果；现在，起早贪黑、熬更守夜，申报本子写了一稿又一稿，论文改了一遍又一遍，跑项目、找资源、搞人脉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到头来却可能两手空空——项目没中，论文没发，职称没评上，甚至连考核都过不去。

    前段时间，我碰到我们学校一位年轻的博士，刚入职三年，副教授评审没通过，整个人状态特别差。他跟我说，这三年，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每天泡在实验室，周末、节假日也不休息，申报了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都石沉大海；写了八篇论文，只有三篇发在了普通核心期刊，离职称评审的要求还差得远。他苦笑着说：“鹿老师，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，我当初读博，就是想安安心心做研究，可现在，我连静下心来思考的时间都没有，每天都在应付各种考核、各种材料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，也不知道这样的坚持还有没有意义。”

    听他说完，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这样的年轻人，我见得太多了。他们有才华、有热情、有理想，一心想在科研路上做出点成绩，可却被现实的“内卷”压得喘不过气。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些中年教师，评上了副教授之后，就陷入了“不上不下”的困境，想冲击教授，可考核指标越来越高，资源越来越难拿；想安于现状，可每年的年度考核、职称晋升压力，又逼着他们不得不继续卷。有一位快五十岁的老师，跟我说他这几年头发都白了大半，为了申报一个省级项目，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改本子改得吐了好几次，最后还是没中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不想好好做研究，可我得生存啊，我得评职称啊，我不卷，就会被淘汰。”

    为什么现在大学里的科研内卷越来越严重？很多人都归结为竞争激烈——现在博士培养的数量越来越多，进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，科研成绩的要求也水涨船高，大家都在拼命努力，科研自然就难了。还有人说，是现在的年轻人太急功近利，不想坐冷板凳，只想走捷径。这些话，不能说完全错，但在我看来，都只是表面现象。

    四十年的科技管理工作，让我见过太多科研工作者的无奈，也见证了高校科研体系的变迁。我琢磨了很久，也和不少同行、老领导聊过，我觉得，当前高校科研内卷严重的根子，主要在两个地方，我相信，在座的很多老师，也会有同感。

    第一个根子，也是最核心的根子：大学的科研评价机制出了问题。

    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，说白了，就是“短、平、快、多、杂”五个字，这五个字，像一把无形的枷锁，捆住了科研工作者的手脚，也扭曲了科研的本质。

    先说“短”和“快”。考核周期越来越短，短到让人喘不过气，快到让人来不及沉淀。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高校评职称，看的是你这些年的积累，一般都是三五年为一个周期，只要你踏踏实实干，拿出一批有分量的成果，就能顺利评上。那时候，科研工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、去积累、去打磨，哪怕一个课题做个五六年，只要能出成果，大家都认可。

    可现在呢？考核周期被压缩到了极致。一年一小考，三年一大考，年年都要有产出，年年都要算“总账”。年底考核，要看你今年发了几篇论文，其中核心期刊有几篇，SCI、EI收录了几篇；要看你今年申报了几个项目，中了几个，经费到账了多少；还要看你今年有没有获奖、有没有社会服务成果。哪一项没完成，考核就可能不合格，不合格就影响绩效、影响职称、影响晋升，甚至可能被“末位淘汰”。

    我记得，十年前，我们学校的年度考核，还只是象征性地统计一下成果，只要没有重大失误，基本都能合格。可现在，考核指标细化到了每一分，论文一篇加多少分，项目一个加多少分，经费一万加多少分，甚至连参加学术会议、做报告，都有相应的加分项。反过来，少一篇核心论文，扣多少分；没拿到项目，扣多少分；经费没达标，扣多少分，都规定得明明白白。年底的时候，科研处的办公室里，挤满了来核对分数、申请加分的老师，那种焦虑、那种急迫，我看了都心疼。

    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科研有它自己的规律。科研不是工厂生产产品，不能追求“短平快”，不能规定时间内必须产出多少成果。有些基础研究的问题，需要长期跟踪、反复验证，可能需要五年、十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出成果；有些实验数据，需要慢慢积累、不断完善，不能急于求成；有些科研想法，需要反复打磨、不断修正，才能逐渐成熟。

    我认识一位搞材料科学的老教授，他一辈子就研究一个课题，新型复合材料的研发，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，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他的研究成果，填补了国内的空白，也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可如果放在现在的考核体系下，他可能早就被淘汰了。因为这二十年里，他每年的论文产出不多，项目也不多，经费更是有限，年度考核可能年年都不合格，更别说评职称、拿资源了。

    这不是我凭空想象，我们江城科技大学就有这样一位周教授，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退休教师，去年刚退休。周教授从入职开始，就专注于新型储能复合材料的研究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基础研究课题，周期长、难度大，短期内根本看不到成果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考核体系还没有这么严苛的时候，周教授还能沉下心来做研究，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考核周期越来越短，量化指标越来越细，他就渐渐跟不上“节奏”了。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，周教授每年只能发表1-2篇普通核心论文，没有拿到过国家级项目，经费最多的一年，也只有十几万元，年度考核多次被评为“合格”，甚至有两次被评为“基本合格”。

    期间，有同事劝他，别再死磕这个课题了，不如去追热点、搞短平快，多发几篇论文、多拿几个小项目，至少能保证考核合格、绩效达标。可周教授不愿意，他说：“我研究这个课题十几年了，再坚持坚持，一定能出成果。”就这样，他咬牙坚持，直到2022年，他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研发的新型储能复合材料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了应用，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的空白，还获得了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。可那时候，他已经快退休了，评教授早已无望，一辈子都只是个副教授。周教授退休的时候跟我说：“鹿鸣，我不后悔，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可我也替现在的年轻人着急，他们连静下心来做研究的时间都没有，怎么能出真正的成果？”

    可考核不管这些，反正到点就得交卷，到点就得算分。没办法，大家只能被迫去做那些周期短、见效快的东西。真正需要时间、需要沉淀的大问题、难问题，没人敢碰了；那些需要长期投入、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，没人愿意做了。大家都在追热点、赶潮流，什么容易发论文、什么容易拿项目，就做什么。比如前几年，人工智能火了，不管是搞计算机的、搞数学的，还是搞生物的、搞医学的，都往人工智能上靠，哪怕自己根本不擅长，也要凑个热闹，只为了能快速发论文、拿项目。可这样的研究，能有多少真正的价值？大多都是跟风之作、凑数之作，看似产出很多，实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。

    再说“多”和“杂”。考核指标越来越多，分项越来越细化，恨不得把科研工作者的每一项工作都纳入考核，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顾了这头，就顾不了那头，最后只能“面面俱到，面面不到”。

    现在的考核指标，简直多到让人眼花缭乱。核心论文要有，还分不同的级别，SCI一区、二区、三区，EI、CSCD，不同级别赋分不同，要求也不同；纵向项目要有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，省级项目、市级项目，越多越好，级别越高越好；横向经费要有，不管是和企业合作，还是和政府合作，经费数额越高，加分越多；获奖要有，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，教学奖、科研奖，哪怕是个优秀奖，也能加分；社会服务转化成果要有，论文转化、专利转化、技术转化，不管转化效果如何，只要有，就能加分；甚至连教学竞赛获奖、指导学生竞赛获奖、发表教学论文，都要纳入科研考核。

    我给大家算一笔账，一个年轻教师，要想顺利评上副教授，至少需要3-5篇核心期刊论文，其中最好有1-2篇SCI或EI；至少需要1个省级及以上项目，或者2-3个市级项目；横向经费至少要达到一定的数额；还要有获奖、有社会服务成果，甚至还要有教学方面的成果。这么多指标，要在3-5年内完成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更要命的是，这些指标之间，往往是互相冲突的。要发论文，就得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实验室、查资料、写论文、改论文，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；要拿项目，就得花大量的时间写申报书、跑评审、搞人脉，甚至还要经常出差；要搞社会服务转化，就得花时间和企业对接、沟通，解决实际问题；要参加教学竞赛、指导学生，就得花时间备课、磨课、指导学生。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就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？

    我们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，博士毕业，才华横溢，入职的时候，大家都很看好她。她一开始想安安心心做基础研究，可考核指标逼着她不得不改变方向。为了发论文，她每天泡在实验室，周末也不休息；为了拿项目，她经常出差跑评审，家里的孩子顾不上，老人也顾不上；为了完成社会服务指标，她还要和企业对接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就这样，她还是没能完成所有的考核指标，评职称的时候，还是因为横向经费不够，没能通过。她跟我说：“鹿老师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陀螺，被考核指标抽着转，停不下来，可转来转去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转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

    这种情况，不是个例，而是当前很多科研工作者的真实写照。为了完成考核指标，大家只能什么都去做，什么都去尝试，可结果呢？什么都做不深、做不精，没有真正的核心成果，只能在“内卷”的漩涡里越陷越深。

    还有“平”。这个“平”，不是公平的“平”，而是“平均化”“无差异化”的“平”。为了追求所谓的“公平”，科研评价体系搞无差异的量化考核，不管什么学科、什么专业，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、研究难度有多大，都用一套标准来衡量——论文数、项目数、经费数，全部换算成分数，一排序，谁高谁低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可大家都知道，搞科研、做学术，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事。不同学科的特点不同，研究难度不同，成果产出的周期也不同。比如，基础学科的研究，难度大、周期长，论文产出慢，项目经费也相对较少；而应用学科的研究，周期短、见效快，论文产出多，项目经费也相对较多。如果用同一套量化标准来衡量，对基础学科的科研工作者来说，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一篇有分量、有影响力的论文，可能顶得上十篇、几十篇凑数的论文；一个扎扎实实做成的重大课题，可能比十个、几十个应付差事的横向项目更有价值。可在量化考核体系里，这些差别都被抹平了。一篇SCI三区的论文，只要赋分相同，就和一篇SCI一区的论文一样；一个几万元的横向项目，只要赋分相同，就和一个几百万元的国家级项目一样。这种“一刀切”的量化评价，只会引导大家去追求数量，而不是质量；去追求速度，而不是深度。

    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学校评审科研成果，有两位老师，一位老师发表了10篇普通核心论文，没有重大项目，也没有获奖；另一位老师只发表了3篇SCI一区论文，有一个国家级重大项目，还有一项省级获奖。按照当时的量化标准，那位发表10篇普通核心论文的老师，得分比那位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的老师还高，最后，那位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的老师，竟然在考核中被评为“不合格”。这件事，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很多老师都觉得不公平，可没办法，量化标准就在那里，分数说了算。

    在这种评价指挥棒的引导下，结果就是，大家都不愿意去做难出成果、耗费时间的科研，都去做容易出分、容易得分的事。反正分够了就行，反正能通过考核、能评上职称就行，至于研究的是什么、有没有价值、能不能产生实际影响，没人去关心。久而久之，科研就变成了“凑数量、刷分数”的游戏，而科研的本质——探索未知、追求真理，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    这就是科研内卷的第一个根子——科研评价机制的扭曲，它逼着大家不得不卷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初心和理想，陷入“为了考核而科研、为了分数而科研”的怪圈。

    第二个根子：科研资源分配机制出了问题。

    如果说评价机制是“指挥棒”，逼着大家去卷，那么资源分配机制就是“方向盘”，决定了谁能卷得赢、谁只能被淘汰。评价体系只管打分，不管分资源；而资源怎么分，怎么分配才合理，才是另一个更关键、更难解决的问题。

    现在的科研资源分配，说白了，就是“认帽子、看牌子”，这六个字，道尽了当前科研资源分配的现状，也让很多普通科研工作者陷入了“两难”的境地。

    先说“认帽子”。这里的“帽子”，就是各种人才头衔、人才称号，比如“杰青”“长江学者”“万人计划”，还有省级的“拔尖人才”“青年英才”，市级的“学科带头人”等等。有了这些“帽子”，就等于有了“通行证”，科研资源会主动找上门来；没有这些“帽子”，就算你能力再强、再努力，也很难拿到优质的科研资源。

    我在科技管理岗位上干了四十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有一位“杰青”教授，刚拿到“杰青”头衔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主动找上门来，经费直接拨了几百万元；学校还专门为他建了实验室，配备了最好的团队、最好的设备；甚至连申报其他项目、发表论文，都能得到优先照顾。而和他水平差不多、甚至比他更有才华的另一位教授，因为没有“帽子”，申报了好几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都石沉大海；想要申请实验室设备，也因为经费有限，一直得不到批准；发表论文，还要和成千上万的人竞争版面，难上加难。

    我们江城科技大学就有这样一对对比鲜明的例子。我们学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教授，是“省级拔尖人才”，有“帽子”加持，每年能拿到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，学校专门为他组建了10多个人的科研团队，配备了先进的实验室和设备。他牵头的“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”课题，拿到了国家级重大项目支持，经费高达800万元，还和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，成果转化前景广阔。而和他同院的张教授，比李教授早入职五年，才华并不逊色，在人工智能算法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，可因为没有“帽子”，一直得不到优质资源。

    张教授曾牵头申报过三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都因为“无人才头衔、前期资源支撑不足”被驳回；他想申请实验室设备更新，每年提交申请，都因为经费优先分配给有“帽子”的人才，而得不到批准。有一次，张教授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算法，能有效提高人工智能的运算效率，可因为没有经费支持，无法进行后续的实验验证和成果转化，最后只能发表一篇普通核心论文，不了了之。张教授跟我说：“鹿老师，我不是不努力，可没有资源，没有平台，就算有再好的想法，也只能烂在肚子里。那些有‘帽子’的人，手里握着大把资源，随便搞搞就能出成果，而我们这些没‘帽子’的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。”

    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些“帽子”是怎么来的？很大程度上，是靠已有的资源堆出来的。好学校、好团队、好导师，更容易拿到优质的项目、优质的资源，也更容易培养出有“帽子”的人才；而普通学校、普通团队的普通老师，就算能力再强，没有那个平台，没有那个人脉，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，也很难做出有影响力的成果，自然也很难拿到“帽子”。

    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：有“帽子”的人，能拿到更多的资源，能做出更多的成果，能拿到更多、更高级别的“帽子”；没有“帽子”的人，拿不到资源，做不出成果，更拿不到“帽子”，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，越卷越难。

    我们学校有一位老教师，搞了一辈子基础研究，能力很强，也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，可因为没有“帽子”，一辈子都只是个副教授，申请了几十次项目，只中过几个市级小项目，经费少得可怜，连实验室设备都买不起。他跟我说：“鹿老师，我不是不想好好做研究，可我没有资源，没有平台，就算有再好的想法，也实现不了。那些有‘帽子’的人，手里握着大把的资源，随便搞搞就能出成果，而我们这些没‘帽子’的人，就算拼尽全力，也赶不上人家的零头。”

    再说“看牌子”。这里的“牌子”，就是学校的级别，比如“双一流”高校、985高校、211高校，还有普通本科院校、专科院校。这些标签，直接决定了一所学校能拿到多少科研资源，也直接决定了这所学校的科研工作者能拿到多少资源。

    现在，国家、省里的科研经费，大头都往“双一流”、985、211高校流，这些学校，每年能拿到上亿元的科研经费，而普通本科院校，能分到的经费，往往只是人家的零头，甚至连零头都不到。我们江城科技大学作为一所211高校，还算好一点，每年能拿到几千万元的科研经费，可和那些“双一流”高校比起来，还是有很大的差距。而那些普通的地方院校，每年能拿到的科研经费，可能只有几百万元，甚至几十万元，连维持基本的科研工作都困难。

    项目申报也是这样，同一个课题，同一个申报书，“双一流”、985高校的人报，命中率就高；普通院校的人报，命中率就低。不是说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水平一定低，也不是说“双一流”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水平一定高，而是很多项目评审的时候，学校的牌子本身就是一个隐形的得分项。评审专家看到“双一流”、985的标签，潜意识里就会觉得，这个申报者的水平更高、更靠谱，而看到普通院校的标签，就会下意识地降低期待。

    我曾经参与过一次省级项目的评审，有两个申报者，申报的课题方向相同，申报书的质量也差不多，一个来自某“双一流”高校，一个来自某普通本科院校。最后，评审专家一致投票，把项目给了那位来自“双一流”高校的申报者。我问其中一位评审专家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他说：“不是说普通院校的申报者不行，而是‘双一流’高校的平台更好、资源更足，把项目给他们，更容易出成果，也更放心。”

    这种“看牌子”的资源分配方式，让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陷入了“两难”的境地。他们本身就没有足够的资源，没有好的平台，没有好的团队，想要做出成果，已经很难了；而资源分配的倾斜，又让他们雪上加霜，只能挤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，抢越来越少的资源。

    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国家的科研项目就那么多，核心期刊的版面就那么多，科研经费就那么多，可成千上万的科研工作者都在盯着这些资源。“双一流”、985高校的科研工作者，拿着充足的资源，占据着优质的平台，自然更容易拿到项目、发表论文；而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，只能在剩下的资源里“抢食吃”，你争我夺，能不卷吗？

    更让人无奈的是，这种“认帽子、看牌子”的资源分配机制，还在不断强化。学校为了拿到更多的资源，就拼命引进有“帽子”的人才，给他们优厚的待遇、充足的资源；而有“帽子”的人才，也更愿意去“牌子”硬的学校，因为那里有更好的平台、更多的资源。这样一来，资源就越来越集中，差距就越来越大，普通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空间，就越来越小。

    这就是科研内卷的第二个根子——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公，它让“内卷”变得更加激烈，也让很多有才华、有理想的科研工作者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，在“内卷”的漩涡里苦苦挣扎。

    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说一句：更可怕的是，这两个根子，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们拧在一起，互相强化，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，才让科研内卷变得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难以破解。

    评价体系逼着大家去争、去卷，要争分数、争成果、争职称；而资源分配机制，又决定了谁能争到、谁争不到。有“帽子”、有“牌子”的人，凭借着优质的资源，更容易完成考核指标，更容易拿到更高的分数，更容易评上职称、拿到更多的资源；而没有“帽子”、没有“牌子”的人，就算拼尽全力，也很难完成考核指标，很难拿到资源，只能继续卷、继续争，可卷了半天，发现门槛已经被抬得更高了，自己还是挤不进去。

    我见过很多年轻教师，为了评职称、拿“帽子”，不惜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，去追热点、凑数量，去搞那些容易出成果、容易拿分的东西。他们明明知道，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价值，明明知道，自己应该沉下心来做真正的科研，可他们没有选择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，他们就通不过考核，就评不上职称，就无法在高校立足。

    评价体系和资源分配机制的扭曲，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：科研工作者的心态变了。以前，大家搞科研，是因为热爱，是因为想做出点东西来，想为国家、为社会做贡献，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那时候，科研工作者能沉下心来坐冷板凳，能静下心来啃硬骨头，哪怕一辈子只做一个课题，哪怕一辈子只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，也心甘情愿。

    可现在呢？很多科研工作者搞科研，不再是为了热爱，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，而是为了攒够分数、评上职称、拿到“帽子”、拿到资源。目标不一样了，做法自然也不一样。追热点、凑数量、搞短平快，成了常态；投机取巧、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，也时有发生。而那些真正愿意坐冷板凳、啃硬骨头，愿意做长期基础研究的人，越来越少了。

    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没有冷板凳，哪有真学问？不去啃硬骨头，哪有真突破？基础研究是科研的根基，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，就没有真正的科技创新，就没有国家科技实力的提升。可现在，大家都在追求“短平快”，都在追求数量和分数，谁还愿意去做那些耗时、费力、难出成果的基础研究？

    我想起了我们学校的一位老教授，一辈子都在做基础数学研究，一辈子只发表了十几篇论文，没有拿到过什么重大项目，也没有什么“帽子”，可他的研究成果，却被国际同行认可，为我国的基础数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退休的时候，跟我说：“鹿鸣，我这一辈子，没什么大的成就，可我问心无愧，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，也为国家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太急了，太卷了，希望他们能沉下心来，真正做点有价值的科研。”

    老教授的话，让我感慨万千。是啊，现在的科研，太急了，太卷了，急到大家都忘了科研的初心，卷到大家都迷失了方向。

    说到底，这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。

    我刚才说的这两个根子，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也不是哪一个人、哪一所学校能改变的。科研评价体系要改革，喊了多少年了，改来改去，还是换汤不换药，还是离不开“短平快、多杂平”的量化考核；科研资源分配要公平，也喊了多少年了，可“帽子”越戴越多，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，资源越来越集中。

    为什么改不动？因为这套系统里，既有既得利益者，也有路径依赖。那些有“帽子”、有“牌子”的人，是这套体系的受益者，他们自然不愿意改变；而很多高校，已经习惯了这套考核和分配方式，想要改变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资源，也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这些年，我也参与过不少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研讨，也提出过一些建议，比如延长考核周期、实行差异化评价、优化资源分配方式等等，可大多都是不了了之。不是大家不想改，而是太难改了，牵扯的利益太多，牵扯的问题太复杂。

    有人问我，鹿老师，既然改不动，那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，尤其是普通的科研工作者，该怎么办？难道就只能一直这样卷下去吗？

    说实话，我也没有答案。我干了四十年的科技管理工作，见过太多的无奈，也经历过太多的无力。我知道，有些事，不是个人能改变的，也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我们能做的，只能是看清现实，做好自己能做的事。

    对于年轻教师来说，既然考核指标摆在那里，既然资源分配的现状无法改变，那就只能先适应规则，先活下去。在适应规则的同时，尽量守住自己的初心，尽量抽出一点时间，做自己喜欢的研究，做有价值的研究。不要被“内卷”压垮，不要迷失自己的方向，哪怕进展很慢，哪怕成果很少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有收获。

    对于中年教师来说，不要被“不上不下”的困境困住，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。如果有机会冲击更高的职称、拿到更多的资源，就努力去争取；如果没有机会，就沉下心来，做好自己的研究，做好自己的教学，培养好自己的学生，也未尝不是一种成功。

    对于我们这些即将退休的老炮来说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多给年轻教师一些指导、一些帮助，多给他们一些鼓励、一些支持，告诉他们，科研的道路虽然艰难，但只要坚守初心、脚踏实地，就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我们也能做的，就是多呼吁、多建议，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科研内卷的问题，希望科研评价体系能真正改革，希望科研资源能分配得更公平、更合理。

    我知道，我说的这些话，有些悲观，有些无奈，可能也有些不合时宜。但这都是我四十年的亲身感受，都是我看到的、听到的、琢磨的大实话。

    高校是科研创新的主阵地，科研工作者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。我们不能让“内卷”消磨掉科研工作者的热情和理想，不能让“短平快”的评价体系扭曲科研的本质，不能让不公的资源分配埋没掉有才华的科研工作者。

    我希望，有一天，科研评价体系能真正回归科研的本质，不再追求“短平快、多杂平”，而是注重质量、注重创新、注重价值；我希望，有一天，科研资源能分配得更公平、更合理，不再“认帽子、看牌子”，而是看能力、看成果、看贡献；我希望，有一天，科研工作者能摆脱“内卷”的困扰，能沉下心来坐冷板凳，能静下心来啃硬骨头，能真正为了热爱而科研，为了真理而科研，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科研。

    我知道，这一天可能还很遥远，可能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，可能还需要很多代人的坚守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看清了问题的根子，只要我们不放弃、不妥协，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能做的事，就一定能慢慢改变现状，就一定能让科研回归本质，让高校成为真正的科研创新之地，让科研工作者能在科研路上，走得更轻松、更坚定、更有价值。穿越小说 www.kk169.org